當年，網際網路和中國的便宜華為手機進入新疆，很多人以為這是新疆人生活改善的明證。殊不知，「過了一段時間，這成為一個陷阱」。手機上種種生活的紀錄，都成為維吾爾族、哈薩克族等當地少數族裔人口被定罪的「證據」。研究者戴倫．拜勒（Darren Byler）因此將手機的引入新疆，喻為一場「手機災難」（phone disaster）。

拜勒的新作中譯版《新疆再教育營》，近日在台灣由春山出版。拜勒是人類學者，匯集各方訪談和中國內部流出的檔案，研究新疆再教育營的實際面貌。他於6月中旬出席新書發表會，即使當日下著大雨，現場仍吸引了滿場的聽眾，希望藉由他口中更加了解新疆的狀況。

➤​「中國說是分離主義，但其實問題更基本」

很多人討論新疆問題，是從數百年來的歷史談起，但對拜勒而言，最關鍵的變化發生在1990年代。在此之前，新疆雖然已有漢人移入，但多數住在北疆，與南疆的維吾爾族人並沒有太多互動。到了90年代，中國製造業興起，成為世界工廠，開始對棉花、石油、天然氣等原物料有更多需求，中國政府才開始安排大量漢人湧入南疆。

拜勒指出，這些新來的漢人所從事的產業，本來是石油管線、鐵道、棉花農業，後來也進軍服務業、房屋興建等領域。漢人大量移入，改變了當地的環境，使得生活費用提高，學校、銀行等體系也發生變化，引發維吾爾族人的抗議。

但面對這些抗議，中國政府並不願意回應維吾爾族人的訴求，反而宣稱這些抗議是「分離主義」抗爭，宣稱他們都是「疆獨」勢力。2001年後，隨著全球反恐浪潮，甚至將這些抗爭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。拜勒說，其實這些抗爭「問題更基本」，主要是生活環境改變下的不滿。

➤​「真正的伊斯蘭發生在手機上」

維吾爾族人與政府之間的摩擦，只是故事的一部分，另一部分的故事，是中國的高科技監控系統如何建立起來。而這就要從2011年說起。

拜勒提到，2011年3G網路進入新疆，許多人，特別是年輕人開始購買第一支手機，通常都是最便宜的中國製華為手機。同一時間，許多年輕的維吾爾人，也開始從南疆的村落遷移到都市（特別是烏魯木齊）。這些年輕人想要追求更好的未來，覺得在都市比較自由，也有比較多工作機會。他們拿著新的手機，不但與家人、朋友聯絡，用微信傳語音訊息，也在手機上聆聽伊斯蘭教的講道。

之所以會用手機聆聽講道，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清真寺聽到的版本，都是政府審查過的，但透過網路，他們可以聽到真正的傳道。他們所學到的內容並不激進，只是全球各地所有其他穆斯林都知道的常識——什麼時候該禱告，齋戒月該怎麼飲食等等。當時的人們說，「真正的伊斯蘭發生在手機上」。

然而到了2014年3月，昆明攻擊案發生，中國開始收緊對新疆少數族群的管控，尤其清查維族青年。在手機上曾經學習「真正的伊斯蘭」就成為罪證之一，可能讓人直接被關進再教育營。

➤​用高科技圍成的牢籠

2014年開始，中國政府透過維吾爾族、哈薩克族青年們手上的手機，追蹤他們做了什麼行動。中國政府投注大量的人力，包含數萬協警、警察和官員，一開始的目標是掌握他們「現在」正做什麼，後來更開始監控「過去」的作為，甚至預測「未來」的行動。

拜勒直指核心：新疆成為高科技圍成的牢籠，其實是一個公私協力的過程——中國政府所使用的這些科技，經常是中國東部的新創公司所發明，並由他們提供政府在新疆展開測試。新創公司設計的軟體，有的用來監測數位足跡，有的可以自動記錄並轉譯維族人在微信上說的每一句話，有的則是自動人臉辨識系統，提供給警察機關快速辨別人們的族裔，開始可以藉由族裔差別執法（這種奠基於族裔的加強執法，在英文稱為racial profiling，有人翻譯為「種族貌相」或「種族定性」）。

其中，所有烏魯木齊警察都有使用一款由廈門公司開發的軟體。這種軟體只要裝到手機上，就可以自動開始檢查上萬種不同種類的行為，藉此計算出手機使用者「可信任的程度」。軟體監測的內容，是中國政府所認定的種種「問題行為」，包含曾在手機上聆聽傳教，在微信上參與宗教讀書會，觀看內有穆斯林的節目影片等等。這個軟體使用的是「燈號」系統，綠燈代表可信任，紅燈則代表這個人高度可疑——許多人就是因為亮起紅燈，而被警察抓進再教育營。

➤​再教育營內的不人道待遇

拜勒說明，被關押的人進到再教育營之後，所遭遇到的待遇極不人道。根據逃出來的人透露，再教育營內不但會被守衛毆打，而且一間房間會關30個人，根本無法容納，大家晚上因此必須輪流睡覺。牢房裡經常沒有廁所，有時一個人一天只被容許上一次洗手間，或者要在房內的水桶解決。許多人生病卻無法治療，在昏厥、倒下之前，不論多麼嚴重的病痛，都得不到醫療。

再教育營內也有嚴密的監視。受訪者提到，再教育營內沒有死角，每個地方都有監視錄影機，有些相機有臉部和動作辨識的功能——逃出來的被關押者回憶，只要遮住臉，就會聽到廣播系統傳來獄卒喝斥的聲音。

中國方面宣稱這些再教育營是學校，但拜勒指出，光從外觀來看，外牆的電網就足以說明這不是學校，而是監獄。再教育營內部確實有類似「課程」的設計，但除了中文課之外，許多課程都是政治性的，比如「教導」愛國標語和歌曲，而非真正的技能。

2018年開始，中國政府想到這些人力也可以用於經濟發展，因此開始在監獄旁興建工廠。因應新疆的棉花產業，這些工廠是以紡織業為主，許多都是女工。其中一位Gulzira Auelkhan女士，她其實長住哈薩克，回新疆探望母親時，被中國警方檢查手機後被抓，罪名是在手機上看過土耳其的電視節目。

2018年，「伊犁卓萬服飾」這間公司的負責人在國營電視台上炫耀，該公司一年銷售600萬美金（約1.8億新台幣）。但其實，這家公司就是使用再教育營附設工廠的勞動力。Auelkhan看到這個片段，說自己就是在這家公司的工廠上班，她每個月領到的薪水只有300人民幣（約新台幣1280元，是中國基本工資的1/6）。

除了低薪之外，工廠內也充滿恐怖。根據Auelkhan回憶，現場會恐嚇工人，如果不聽話就會被送回再教育營。每天進出工廠，他們也都會受到嚴密的監視，所有人看到這些守衛，都只能回答「是的，是的」。Auelkhan的形容是：「我們就像是寵物一樣」，面對守衛，還得被迫微笑。

➤​外人的關注是有用的

開放問答時，有人詢問拜勒，台灣讀者可以做些什麼？也有人問起，國外的一些關注，比如歐美國家召開聽證會、正式譴責中國，是否真的有幫助？關於這些問題，拜勒認為我們這些「外面的人」，確實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。

他指出，身為消費者，我們可以集體行動：尤其是新疆棉花以及這些強迫勞動所產出的紡織品，佔據著全球供應鏈非常重要的位置，我們可以展現消費者集體的力量，要求各家公司退出。目前已有一些公司移出新疆，前往印度或越南等地生產（不過拜勒也補充，越南棉花許多是從新疆進口，其實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）。

身為公民，我們也可以要求政府對科技業要求更多。以台灣為例，台灣出產的半導體，就有被應用在新疆的監控上，其他國家的科技產品也是。拜勒強調，「在新疆之後，還站著西雅圖」——美國等國家發展出的許多科技，讓中國可以遂行這樣的監控。他主張這些產品的輸出應該要有所管制、應該要求廠商負責，不能讓廠商只以「我們的設計不是監控，到了誰手上我管不了」來卸責。

國際上的壓力，雖然沒辦法立刻帶來改變，但中國現在正在追求軟實力的散播，因此才大力推廣孔子學院等等機構。持續關注、譴責這些事情，能對中國的聲譽造成很大傷害，都可以提高中國持續迫害新疆的代價。

講座最後，拜勒再度強調，關切新疆問題並不只是地緣政治的考量。無可諱言，美中的大國角力，確實影響各方怎麼回應新疆問題，而美方也確實有些政治人物並不是真心關心新疆，而只是關注美中競爭，純粹藉由新疆來正當化別的政策。

拜勒說，面對新疆議題，我們需要思考我們想要關注的面向，也就是維吾爾族、哈薩克族人正在發生的事。他想要抵抗地緣政治的思考方式，透過他的研究，已經展現了當地穆斯林所受到的迫害，而這些迫害顯然不能化約成美中角力的問題。

拜勒於《新疆再教育營》寫給台灣讀者的序中也提到，支持維吾爾族人並不代表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選邊站。他希望反抗、也期許讀者反抗的是殖民主義與壓迫的結構，而這些結構至今仍存在於中國、美國與臺灣。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