▉關於《殺人者的記憶法》的三篇幕後故事

二、我應該寫

腦海裡如果人物浮現，最先要做的事就是用該人的口吻說話，故事情節、結構或主題都是以後的問題，一定要讓該人物開口說話，那是作家和人物舉行的一種面試。小說何時能構思完成雖無法明確界定，但卻可以決定要從何時開始執筆，那就是登場人物開口說話的那一瞬間，也是作家寫下說話內容的那一瞬間。

我看著電腦畫面的空白處。我在寫初稿時，會使用名為「writeroom」的程式，這個程式會將電腦畫面整體覆蓋成漆黑狀態，就如同卡爾．薩根（Carl Sagan）在《宇宙》（Cosmos）一書的序文中所描寫的，觀看茫茫的宇宙空間一樣的心情。這本小說因為是第一人稱的視角，更需要以主人公的話語開始。在與這個空無一物的宇宙奮戰許久之後，第一句終於誕生。這是長久以來潛伏在我無意識當中的人物終於開口的瞬間，這些瞬間總是令人驚異，這本小說的主人公如此說道：

我最後一次殺人已是在二十五年前，不，是二十六年前吧？反正就約莫是那時候的事。直到那時為止，促使我去殺人的原因並非人們經常想到的殺人衝動、變態性慾等這些東西，而是「惋惜」、還可以成就更完美快感的希望。在埋下死者的時候，我總是重複說著：

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

我之所以停止殺人，正是那點希望為之消失所致。

我非常喜歡這個人物，我認為自己可以信任他，可以把他設定為我小說的主人公。二○一三年二月初，我正式開始執筆，速度十分緩慢，很多時候一天只能寫一兩句。在極度的鬱悶之後，我突然領悟到，我必須配合喪失記憶的年老連續殺人犯的速度，於是心情變得略微舒坦。我寫下一點東西之後，休息了很久。休息的時候，我讀了尼采的書，那是崔勝子詩人很久以前翻譯的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。

每當寫小說的時候，我會「收集」關於我的人物的詳細資訊，其中之一就是「該人物閱讀的書籍目錄」。《光之帝國》的主人公基榮讀了松尾芭蕉的俳句，《聽見你的聲音》裡的J大肆閱讀人們丟棄在回收垃圾筒裡的書籍，但是這本小說的主人公似乎只閱讀尼采和希臘悲劇。我把積滿灰塵的書拿出來，放在書桌的一側，有空的時候就加以翻看。小說裡雖沒有引用，但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說了這些話：

「看！我對我的智慧感到厭膩，恰如一隻收集過多糖蜜的蜜蜂，此刻我需要有手來接取智慧。」

「用血書寫箴言的人，並不是希望讓人誦讀，而是希望讓人銘記。」

「事實上，我們熱愛生活並不是因為習慣生活，而是習慣熱愛之故。」

分明是我創造的人物，但我閱讀他讀的書，例如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之後，感覺更為瞭解他了，這種感覺很奇妙。寫小說並非將腦海裡的東西搬移到紙張上，而是更加微妙、複雜的過程；是已經寫的與尚未寫的內容之間無止境的反饋過程。已經寫的東西會影響未來即將寫的內容，即便是作家，也不得不受已經寫過的東西影響。經由如此的過程，小說、小說裡的人物會如同客人一樣前來，慢慢地支配作家。在開始寫小說時，擁有百分之百自主性的作家在寫下最後一個句子時，自律主只剩零。作家無法寫下任何違背已經寫下之句子的內容，小說越是進入結尾，作家就越成為被動的存在。有些作家喜歡這種狀態，有些作家則非常厭惡。托爾斯泰在《安娜．卡列尼娜》（Anna Karenina）連載的最後階段曾寄信給朋友，向朋友抱怨。托爾斯泰似乎屬於後者，他說：「安娜這個女人實在是太可怕了，我真希望快點脫離她。」我則屬於前者，我喜歡服從已經設定的人物和前提，也喜歡成為其奴隸。

在還是新人作家的時期，我覺得也許我是創造一個世界的創造主也未可知，現在我覺得自己像馬可．波羅一樣，是尋找陌生土地的旅行者，只要他們不打開城門，我就進不去那裡面。我在好不容易才獲准進入的那個都市裡認識設定的人物，並且熟悉該地的風俗，可是我總有一天註定得離開那裡，因此我如何能不惋惜在那城市裡的最後一瞬間？那個充滿我熟悉人物的城市。

在小說即將完成之際，我和編輯我的小說超過十年的主編一起吃晚飯。主編問我：

「新的長篇小說何時開始呢？還沒到開始的階段嗎？」

「事實上，我正要完成一個比較短的長篇小說。」

主編雖未形於色，但我能感覺她著實嚇了一跳。

「什麼時候可以看到原稿？」

「快了。」

為什麼我沒告訴任何人？我雖不知道理由，但我漸漸變成對自己已經開始寫新的小說、以及正在寫的內容緘口的人。我想保留祕密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因為我知道在我揭曉的那一瞬間，正是我必須離開那座城市的瞬間；但是我也知道，我永遠無法停留在那座城市裡。

三、只有我能寫

我雖以短篇小說〈關於鏡子的冥想〉進入文壇，不知是否因為《Review》這本雜誌不是正統的文藝刊物，又或者因為作品不如何，一直沒有刊物請我寫稿。我心想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於是又寫了短篇小說〈我是美麗的〉，投稿至新成立的文藝刊物《文學村》，兩天後有人跟我聯絡，說希望能刊登原稿，在那之前可否能見一面云云。

當時的《文學村》位於惠化女高附近，一間不知是牛奶供應站還是報紙供應站的商家二樓，這間小型新出版社當時的辦公室還是租賃的，職員大概只有七、八人，所有的編輯都聚集在一起，那時他們都只是三十出頭的年輕評論家，其中有一人問我以下這個問題：

「你會不會殺了太多人了？」

只寫了兩篇短篇小說，裡頭就有三人死亡，其中兩人被關在汽車的後車廂而死，另一人是希望拍攝死亡場面的攝影師，最後被毒死。

聽到這個問題，我心想「啊，文學界不喜歡小說裡描述太多人被殺死。」小時候我熱愛的科南．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中，每一個短篇最少會有一人死亡，不知是不是我熟悉了那類小說，我的小說中無意識地頻繁出現殺人的情景，那位目光銳利的評論家只讀了兩個短篇，就已洞悉我的某一部分。

因為那位評論家這麼說了，我心想是不是要節制一點，但其後這個傾向還是沒有什麼變化。在《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》中，裡頭的女性與自殺嚮導見面後遂行自殺的過程，這在法律上是幫助自殺，但在文學上幾近於殺人。〈我的愛十字起子〉、〈照相館殺人事件〉、〈聖誕頌歌〉以及〈緊急出口〉等作品中，殺人事件接續發生。

我為什麼這麼關注殺人的主題？

我也曾經直接被問過關於殺人的問題。《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》在法國出版時，出版社編輯用電子郵件發來問題：「你是否有過殺人的衝動？」他也是看穿小說的自殺並非自殺，而是殺人；幾天前，又有一位從柏林來的德國記者問我相同的問題。我和他在弘益大學前的咖啡廳見面，他提出了和一九九八年的法國主編同樣的問題。十五年間已有變化了，一九九八年的我正面否認，但二○一三年的我部分承認，究竟是什麼讓我變得直率？不，「變得直率」這句話並不正確，只是我更加瞭解我自己，毫無矯飾地接受原本的自己而已。二十多歲的我被強烈的攻擊性所束縛，砸碎、揍人、飆車、謾罵、攻擊，如果說我的內在沒有殺人衝動的話，那是騙人的。

我從年紀很小時開始，就很關注人類殺害別人的問題。鸚鵡不會殺死其他鸚鵡，樹懶也不會殺死其他樹懶，可是人類卻經常殺害其他人。報紙的社會版面總是會有殺人事件，人類古老的故事、舊約聖經和希臘、羅馬神話，希臘悲劇等都充斥與殺人相關的故事。為什麼？是因為人類不是鸚鵡，而是從靈長類進化的嗎？這實在是永恒的謎題。

關於我為什麼要寫小說，目前為止出現了各種回答，最近的我最喜歡的回答是「為了瞭解我自己」。只寫了一篇是無法知道的，可是長時間持續寫了好幾篇的話，作家就會面對很鮮明的真實，目前為止所寫的東西正是自己。如此看來，殺人主題和我這個作家是不能分開來檢視的。

除去殺人，我目前為止所寫的十一本小說中，最執著探討的主題就是「記憶」。《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》中的自殺嚮導兼小說家，代替自殺的人，亦即即將為人所遺忘的人，記下他們的故事。《黑色花》寫的是一九○五年前往墨西哥、在韓日合邦後無法回到故國，徹底被遺忘的一○三三人的故事，他們完全為人所忘卻，經過幾代之後，被墨西哥社會徹底吸收。《光之帝國》是敘述被派來南韓超過二十年，完全被遺忘的間諜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內的故事。

至於我為何如此執著於「記憶」這個問題，有一個我個人的原因，導致這成了必然。這得回溯到十歲時的我，曾經歷過二氧化碳中毒，房東在凌晨發覺後，把我和母親送往附近的醫院，接受高壓氧氣筒的急救。醒來後，我失去了對於那之前發生的事情的記憶。然而很有趣的是，我發現我已喪失之前記憶這件事的時間點，正是在我成為作家之後。那時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樣，想寫關於童年記憶的小說，但是我完全沒有那個時候的記憶。我的記憶正如到達堤防的渡船一般，回溯到某一瞬間後完全停止。看電視連續劇時，所謂的記憶喪失看起來真的非常簡單、方便，甚至似乎是非常優雅的事故，只要施以若干衝擊，就如魔術一樣，消失的記憶就會再次出現。

記憶喪失因為看起來不像燒傷那麼可怖，發生在美麗的主人公身上似乎也是相當適合的一件事，但如果實際經驗過的話，就知道並非如此簡單。我未曾經歷過電視劇裡過去記憶如同閃光燈發亮，瞬間浮現、瞬間消失這種蒙太奇一般的情況。我喪失了記憶，而且就好像渾然不覺自己失去記憶一樣活著，亦即我遺忘了我已遺忘。幼年的記憶，即過去的某個部分完全消失這件事，讓我無法確認自我。再加上我必須每年跟隨職業軍人父親搬遷一次，這樣的人可說是沒有故鄉，所以我完全無法回溯或再建構我自身的起源。我們家住過的有厚板屋頂的軍官宿舍、草草建蓋的租房，完全都變成不可接近或崩頹的存在。我連一個小學同班的朋友都沒有，他們對我而言就好像是不存在的幽靈一般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看，我之所以成為小說家，看來也是相當自然的結果。文學，尤其小說是記憶的藝術，如同某人的名言一般，小說是在黃昏寫就的，在所有的一切都結束之後加以記錄，因此為數眾多的小說家和記憶的問題鬥爭，我之所以總是被小說的那些部分所魅惑也並非偶然。

這所有個人原因的必然中，題目就這麼決定了：殺人者的記憶法。

根據日記記錄，我從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起開始思考題目，落選的題目計有：

青鬚
刀與骨
別忘記我
熱愛箴言的殺人者
詩人—某個殺人者的故事
活得太久的危險
新娘的父親—某個殺人者的告白
我的苦痛沒有字幕

結果或許已經註定了吧？不管怎麼看，還是《殺人者的記憶法》較好。我無法思考其他題目。我的腦中突然浮現這個場面：經過長久的準備，廚師自己的新餐廳終於要開張了，歷經決定菜單、進行裝潢、聘用職員，完成所有準備的廚師最後做的事情就是懸掛招牌。為了察看招牌是否掛妥，他必須退後幾步，廚師也如此做了。此刻我的心情和他相同，定好題目以後，所有事情就結束了，如果有什麼不同的，那就是和懷抱夢想的廚師不同，作家必須立即從自己寫的小說中離開。小說家就是這種職業。●

▶搶先讀》金英夏談《殺人者的記憶法》（上）

殺人者的記憶法 살인자의 기억법 作者：金英夏（김영하） 譯者：盧鴻金 繪者：楊忠銘 出版：漫遊者文化   定價：310元 【內容簡介➤】

作者簡介：金英夏（김영하） 1968年11月11日生，是韓國進軍國際文壇的先鋒作家，不少作品已經在美國、法國、日本、德國、義大利、荷蘭、土耳其等十餘個國家翻譯出版。 他畢業於延世大學企業管理系，1995年在季刊《批評》上發表〈關於鏡子的冥想〉，登上文壇。同年八月，金英夏以長篇小說《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》與趙京蘭（《烤麵包的時間》）同獲第一屆文學村新人作家獎，受到文壇和讀者的廣泛關注。1998年，《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》在法國翻譯出版，隨後又推出了德語版，1999年，金英夏憑藉短篇小說〈你的樹木〉獲得著名的現代文學獎（第44屆）。 2004年，韓國文壇颳起了強勁的「金英夏旋風」。他以短篇小說〈哥哥回來了〉、〈珍寶船〉及長篇小說《黑色花》在一年內勇奪黃順元文學獎、怡山文學獎，以及韓國三大文學獎之一的東仁文學獎。一年之內集三個著名文學獎項於一身，不僅成為年度文壇的一道亮麗風景，也是韓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罕見傳奇。 金英夏給人的印象帶有特立獨行的感覺，他不畏世俗眼光，曾戴著耳環領取文學獎，原本學商的他，後來卻在韓國國立藝術大學教寫作，也寫影評、客串電影、主持廣播節目等等，以電影《腦海中的橡皮擦》獲得「大鐘獎」最佳改編劇本獎，2017年還擔任韓國tvN電視台《懂也沒用的神秘雜學詞典》共同主持人。他不只擅長運用媒體推廣文學，也關懷社會議題，並且勇於發聲。 他擅長描寫都市生活的冷冽、無奈，現代人的黑暗面是他關注的主題，性愛與死亡更是他直接大膽的著力點。評論家將他比喻為「韓國的卡夫卡」，足見他的作品為讀者帶來的省思與衝擊，有其重要的代表性。 著有長篇小說《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》（1996）、《阿郎，為什麼》(2001)、《黑色花》（2003）、《光之帝國》（2006）、《猜謎秀》（2007）、《殺人者的記憶法》（2013），短篇小說集有《傳呼》（1997）、《夾進電梯裡的那個男人怎麼樣了》（1999）、《哥哥回來了》（2007）、《無論發生什麼事》（2010）、《只有兩個人》（2017），譯作有費茲傑羅的《大亨小傳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