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個月，我在自己的臉書貼出該月份報導村上春樹《刺殺騎士團長》現象的「日本書房」專欄，並在貼文時加上了幾句話。隔不到兩週，林水福教授撰寫了一篇〈日本詩壇巨星的殞落——大岡信辭世
〉（自由時報・副刊，4月25日），開頭便點名了我：

　　盛浩偉在臉書上說：「最近日本書市好像沒有太大的新聞或轟動的話題，唯有村上春樹新書《刺殺騎士團長》。」其實，大岡信（Ooka Makoto，1931-2017）的辭世，應是今年日本文壇的一件大事。
　　被譽為「戰後日本詩壇最大的功勞者。如果沒有他，詩在日本的存在感無疑地會低落」，或「戰後日本詩人之間傑出的存在」（世田谷文學館館長菅野昭正）的大岡信，絕對值得記上一筆。

如同林教授所言，大岡信牽動戰後日本詩壇，其過世確實是不可忽略的大事件。不過，承蒙教授之關注與指正，在此我也有必要加以回應澄清。

無可否認，我的專業知識是以日本「文學」為主，然而，「日本書房」專欄所設定的標準與方向，則是偏重「近期」——盡量限於今年度，或者延燒至今年——的「出版」產業以及「書市」的「現象」，並帶入一些自身的觀點加以報導。

由於自身有興趣與熟悉的，以廣泛的人文社科類書籍為主，加上專欄是以整體出版業的動向為關懷，故並不只限於文學及作家，舉凡出版社與書店通路的共同性或宣傳傾向，或者受眾多、讀者關注、引起許多反應的書籍，都在觀察範圍內。

回到大岡信，近年來他的著作持續出版，然多是已發表作品的新選集，或改版為文庫本的情況。大岡逝世後，雖悼念、追懷有之，學界的研究必然也已啟動，但至今在可見的檯面上尚未引發足稱現象的情況。應屬紀念性質的《現代詩試論／詩人的設計》（講談社文藝文庫），也要待到6月中旬才會上市。是故，當初會說「最近日本書市好像沒有太大的新聞或轟動的話題」，是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判斷。

然而，林教授之言也提醒了我，「文學」確實位處日本書市與出版產業的核心。純以銷售數字、產值來看，文學或許並非最大宗，但它卻是一股實在的教養底蘊、一股能不斷衍生出其他文化活動與新創作的能量。文學書籍不只是書市裡的商品，更是促進文化活動所不可或缺的裝置。是故，的確也有必要更加關注「文學」在書市中引發的動向，以供台灣參考。而近期，亦有一股顯見的、紀念前輩作家的潮流——關於日本國民作家夏目漱石。

▉漱石的冥誕

漱石雖過世已久，但其小說及相關研究的出版，至今依舊能推陳出新。特別是近年，隨著文獻資料出土，以及2016逝世100週年、2017冥誕150週年，也帶動了一波重新閱讀漱石文學的能量。

除此之外，去年NHK推出紀念作家的日劇《夏目漱石之妻》，嘗試以較新的角度，勾勒出作家更立體的面貌。雖然這部劇可能打破不少人對大文豪的崇敬想像，但這個案例中值得注意與反思的是，文學作品的價值，並不是因為它彷彿高高位居文化的上端，而在於它能誘發更多的文化創作與可能性。

回到出版上，純就作品而言，比較具標誌性的應該是2014年時，岩波書店順應小說《心》刊行100週年，與日本數一數二的書籍裝幀家祖父江慎合作，推出了一款特殊的、「幾乎與原稿一模一樣」的版本。

這個版本並非復刻，卻又保持了初版的神韻，內文以漱石手稿為底本，更特地將手稿中的錯字、模糊不清之處完全重現，書末才附上勘誤表，讓讀者在閱讀小說的時候，能夠更接近原初的時空。

同樣是岩波書店，也在去年12月再度出版《定本：漱石全集》，全套預計28卷加上別卷一卷，目前以約莫一個月一冊的速度，已出版至第6卷。這套新版定本，將收錄新發現的俳句、書信，以及前幾年在《滿州日日新聞》所發現的單篇刊載文章等等。至於人們耳熟能詳的作品如《門》、《其後》、《道草》等作品，亦由專業的文學版本學者，依據漱石親筆手稿加以審訂，而在字詞上有些微更動。由此可以看到，日本出版業與學界研究之間的合作連動是多麼緊密，以及其對文學作品細節的重視。

今年適逢漱石150年冥誕，自然同樣有許多相關書籍出版，特別是漱石文學的推廣介紹。譬如東大文學教授小森陽一的《從13歲開始讀夏目漱石》，就是由前一年暑假舉辦的「給國高中生的漱石講座」內容改寫而成。小森藉由自身閱讀漱石作品的經驗，以漱石生平為軸線，除了帶出作品創作之脈絡，更趁機交代那個現代化、帝國化的時代，種下年輕學子反省歷史的契機。

不過更具文化份量的，應是岩波書店出版的《生誕150年：做為世界文學的夏目漱石》。這本書是2016年年底，日本菲莉絲女學院大學所舉辦的日本文學國際會議的論文集結。一如書名所示，此會議主題為「漱石如何閱讀世界／世界如何閱讀漱石」，是試圖替這位堪稱日本近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找到世界性的定位。

書中收錄的論文，包括田久保浩、大野英二郎兩位討論了漱石與英國文學、歐洲文學之間的關聯，也有飯田祐子以性別角度切入，展示女性閱讀漱石的可能，另外更有李廣志、朴裕河分別介紹了中國、韓國目前對漱石的譯介情形。整體而言，的確提供了更廣泛的視野。

其中，東大教授林少陽的〈漱石與中國文學〉，以比較文學的角度，在夏目漱石和中文圈，乃至當時正經歷近代化的中國之間找到了連接點，更值得同樣身在中文圈的我們關注。文中提及，漱石《文學論》與章炳麟〈文學略論〉有極類似的問題意識，同樣關注了西洋的literature概念與漢語的「文」、「文學」概念之間，該如何翻譯轉換與磨合的問題；以及漱石的漢詩創作，其實映射出傳統中國士大夫創作漢詩時，反身求諸內心的精神等等。由此延伸，或許這與該時代的台灣古典文學情況也能展開比較與對話，進而讓當時整個東亞對「文」的知識交流圖像更為明朗。

▉台灣能否主動在對話中現身

對話是重要的，藉由對話，人們才能認知到彼此的存在。《生誕150年：做為世界文學的夏目漱石》，就是典型藉由學術研討會的形式，再一次確認、確立漱石文學的意義，並將這份意義向世界發信。

對話往往需要接點。可惜的是，台灣與日本的歷史曾經有那麼深刻的關係，但在當今、在日本，這些相關議題的討論中——無論是文學、文化，或甚至更為政治的——台灣卻往往聲量極低或甚至缺席。同時，台灣內部對相關議題亦缺乏關心。

近年來，漱石作品在台灣的翻譯與出版，其實頗具規模。但或許就是因為缺乏夠力的接點，致使作品的討論熱度始終不高，接受程度也仍有待加強，於是可能連帶地，在「做為世界文學的漱石」這樣的議題中，台灣也難以插上話。

這當然和國際政治等現實處境大有關聯，不過卻也不是毫無破口。

上面提到的朴裕河，台灣對她可能相當陌生，然而她卻是這幾年十分受到日本文化界與學界重視的韓國學者，其所引發的問題，甚至扣連著日本與韓國的外交關係。

朴裕河曾在慶應義塾大學、早稻田大學攻讀日本近代文學，現為韓國世宗大學教授，著有《國族認同與性別：漱石・文學・近代》，並將夏目漱石、大江健三郎、柄谷行人等人的作品譯介進韓國。

朴裕河在日本最為人知的著作，應該是《為了和解：教科書・慰安婦・靖國・獨島》以及《帝國的慰安婦：殖民地支配與記憶的鬥爭》。這些著作，在韓國出版時並未引起話題，反而是在譯成日文、獲得日本學術相關獎項後，才回頭在韓國引發爭議，甚至被慰安婦團體控告毀謗、受到首爾地檢署的起訴。而這些事件又引起日本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奧援，引發了一連串後續效應。

此事內情頗為複雜，本文篇幅不足以詳細交代。在此只能簡單澄清，朴裕河並不能簡單歸類為「親日右派」，她所對抗的對象，實為韓國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，但卻也不可諱言地受到日本的修正主義傾向所歡迎。有興趣的讀者，不妨自行參看朴裕河的著作，以及前田朗主編的《「慰安婦」問題的現在：「朴裕河現象」與知識人》，方能有更為詳盡的理解。

回歸正題。朴裕河能夠由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的角度，一步步踏進慰安婦這個極具爭議的歷史議題（同時也是政治問題），因而展開（姑且先不論爭議）一定程度的對話。反觀台灣，即便曾有類似的歷史處境，我們對此的認識、討論和發聲，卻都仍待加強，甚至在這些議題討論上近乎消音，這是值得反省的。

▉文學遺產的可能

或許有人會認為，「慰安婦」議題所內含的爭議過於複雜，也離文學太搖遠。那麼，不妨參考朴裕河新近作品《引揚文學論序說：朝向新的後殖民》的做法。

「引揚」，指日本戰敗後，在台灣、中國、滿州國、朝鮮等地進行的遣返，有此經驗者約莫有650萬人之多。然而，朴裕河觀察到，日本知識分子對於「引揚」經驗的書寫與關注，比「終戰」、「原爆」來得低許多。

她分析，後二者大多傾向日本國民的「受難」經驗，在戰後日本的處境下容易廣泛流傳。而「引揚」所扣連的則是「殖民」、「加害」的記憶，再加上，引揚者的「外地」記憶異於「內地」，這種種原因，都使得這類書寫容易受到隱蔽、遺忘。這本書，就是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，而試圖重新發掘、整理這些「引揚文學」，去認識這背後所具有的複雜性。

這種作法和以往研究在韓日語文學、在台日語文學等取徑略有不同，而是直接從被視為正統主流的日本文學中找出內爆的切口。此書出版後，也頗獲得注意。可惜的是，在此書中，朴裕河雖然簡單提及幾個台灣出身的名字，但她大部份分析的仍是以朝鮮引揚的日本文學者為多。

其實除了朴裕河提及的尾崎秀樹、埴谷雄高之外，尚有日影丈吉以及如今較廣為人知的西川滿，他們都有一定份量的著作，而這些也都是台灣可以加入這場對話的接點。

在產業上，文學扣連著內容生產、出版、改編等經濟層面，但在產業之外、在單純的閱讀與消費之外，文學也可以扣連到歷史、國族甚至文化外交等政治層次。我想強調的是，「文學」與其他議題或領域的距離，並沒有想像中遙遠。甚至，「文學」的空間是連通著這些議題的。對於文學遺產，我們可以有更多想像。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