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底，法國人民將進行第一輪投票，選出下一任總統。自從英國脫歐、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，國際間的右派保守及民粹勢力逐漸抬頭並攻城掠地，在法國也不例外，出現了同樣的局勢。

法國極右派政黨「國民陣線」（National Front）的總統候選人馬琳．勒龐（Marine Le Pen），目前高踞首輪投票民調之冠（26%），幾可篤定勝出進入第二輪投票的生死戰。勒龐的政見反精英、反全球化、反移民、支持脫歐，她的支持者除了在法國南方「國民陣線」的傳統票倉之外，還包括法國北方的工業區。

常年支持左派政黨的工人階層，經歷了工業區的經濟沒落，加上當政的歐蘭德政府（Francois Hollande）無力改善經濟狀況的局勢之下，一般認為今年大選中很可能大舉反左，將票投給極右派的勒龐。

在兩個世代期間，工人階級就完全棄左投右，這個政治現象以及法國左派的政治難題，正是新銳左派作家艾杜瓦．路易（Édouard Louis）在他的兩本暢銷小說中所探討分析的重點。

如果說勒龐是法國版的川普，那麼路易或可比擬成法國版的傑德．凡斯（J. D. Vance）。凡斯是美國暢銷作家，來自工人階級家庭，他在2016年出版的回憶錄《鄉巴佬的輓歌》（Hillbilly Elegy）中，以少見過來人與成功戰勝命運者的身分，描繪了那個他所從而來、正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階級。書中並分析了這個工人階級從傳統支持（左傾）民主黨，轉而在2016年大舉投給右傾共和黨的改變。在2016年選舉年中，公認是了解川普選民的最佳入門書。

這樣的身分背景及出版取向，與路易可說如出一轍。1992年出生，廿初頭即備受國際矚目的路易，同樣生長於法國的工業區、同樣來自世代貧窮的工人階級，他也像凡斯一樣，在這樣渺無希望的背景之下，殺出了一條逆轉勝的成功之路：憑藉獎學金進入遠離村子的高中就讀、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、2014年出版自傳式小說《跟艾迪了結》。該書在法國暢銷20萬冊，讓路易躋身暢銷作家，從此身分地位不可同日而語，他改名換姓，正式告別出身的貧窮工人階級。

▉「慣習」已決定了難以擺脫的階級命運

《與艾迪了結》描寫身為同性戀、舉止女性化、安靜內向的艾迪，如何在追求男性雄風與恐同的偏遠鄉間，在暴力恐嚇、侮辱毀滅中求生存，並認同自己的性向身分。從這方面來看，它是一部同志成長小說。然而在鉅細靡遺的描寫之間，還暗藏著路易對階級與貧窮的強烈社會批判。

對路易來說，「暴力」是個重要的關鍵字。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所闡述的「象徵暴力」（symbolic violence），意即社會統治階級為了維持階級分野，對個體的各種型塑與控制。就是這樣的「象徵暴力」，讓文化、階級與性別角色不斷自我生產。

小說中，路易描繪這個陽剛的工人階層，常年對艾迪施加的語言、心理及身體上的暴力，希望將他複製成另一個「正常」、有男子氣概的工人階級成員。但他更積極反思，這些暴力背後的社會結構，是什麼樣的社會制約與政治決策，不斷複製工人文化，讓這個族群一代復一代如此無希望地生存下去。他們酗酒、早年輟學、未成年生子、男性世代在工廠從事勞工工作、女性則只能在家照顧幼小（性別暴力）；電視是家庭生活的重心、教育不受重視、家庭暴力日夜上演；一代一代重演同樣的劇碼。

對路易來說，這相同的劇碼，驗證了布赫迪厄的「慣習」論（habitus）。布赫迪厄分析每個階級傳承了某些特定的「慣習」，每個個體都在他所屬的階級中，無意識地習得、重複這些正常化的「慣習」，並用這些從小刻印在心的模式，來面對生命中的一切。於是迴圈似地，這些慣習就也定義、決定了階級中的每個個體。這些個體重複著階級慣習，作出與其他群體類似的生命抉擇，於是階級慣習也就重複了階級命運。慣習使得階級難以翻轉，形成了一種難以擺脫的決定論。

路易從不諱言布赫迪厄的理論對他影響至鉅。借用布赫迪厄文化再生產的種種論證，讓路易得以分析：他的原生家庭及階級在面對強大的社會力量時，同時被動與主動的參與。

▉社會結構可以替暴力行為卸責嗎？

2016年，路易出版第二部自傳體小說《暴力故事》（Histoire de la Violence），更明顯具有布赫迪厄的影子。《暴力故事》描述路易在2012年聖誕夜經歷的親身故事。那一晚，路易與法國知名社會學者艾里邦（Didier Eribon）及哲學家德拉加內里（Geoffroy de Lagasnerie）把酒言歡之後，於深夜回家的路上，邂逅了一名阿爾吉利亞裔的男子瑞達（Reda）。路易邀請瑞達到他家、倆人聊著瑞達的移民家庭，然後做愛。最後路易發現瑞達偷了他的手機，他要求瑞達把手機交出來，整個故事自此變了調。

瑞達用槍威脅路易、痛毆他、企圖勒死他，最後強暴他之後逃逸。事後路易報了警，卻因為警方形容瑞達時所使用的歧視性言語，頓然領悟到：瑞達不也是社會制約下的一顆無辜又無能的棋子罷了？錯的不是他，而是型塑他成為這樣一個個體的社會結構和階級分野。因此，路易最終撤回告訴，決定不再追究。

這部小說之後，許多書評家對於其中極度暴力的情境感到不安。然而如同《與艾迪了結》，「暴力」一直是路易書寫的重點，因為它正是維繫與顛覆社會結構的力量。路易將他個人被制約、強迫複製的成長經歷與瑞達同等而論，再一次批判社會結構而非個人對錯，因為他們都是飽受社會暴力的個體。

然而，幾位評論家不約而同指出，這是面對暴力行為的弔詭難局：路易所相信的社會決定論，難道不會流於「過度決定」論嗎？個體在社會型塑之外，難道真的沒有「自我」決定的能力？因為這些受歧視迫害的個體身上的各種桎梏，就能將他們從暴力行為中脫罪嗎？

此外，雖然路易的兩部小說都在分析社會暴力，但《與艾迪了結》可貴的是，它描繪了社會暴力控管複製下的騷動、暗湧與漏洞。因為這些點滴疏漏，讓路易有機會跳脫階級。他的成功，闡述了人定勝天的希望與個人的能動性（agency）。然而《暴力故事》卻缺少這樣的隱然騷動，瑞達註定成為社會的問題，他的命運註定與其他受社會制約的北非移民雷同。

法國Marianne雜誌書評家就質問：如果布赫迪厄的理論只是拿來為暴力行為開脫；如果用布赫迪厄的理論來看待這個暴力事件，只是得到瑞達永遠不會、也無法翻身的結論，這對我們到底有什麼幫助？

▉面對恐怖主義的處理是否走錯方向？

與布赫迪厄相同，路易也是左翼行動派知識分子，投身於公共角色與社會評論。在出版兩部小說之外，路易更想提醒左翼政客關注已被他們遺忘已久的基本社會結構問題。去年7月14日法國國慶日尼斯的貨車恐攻，及數日後的教堂恐攻發生後，路易與拉加內里在左派媒體《解放報》上聯名發表文章〈瓦爾斯，你對於解決恐怖主義什麼也沒做〉。

文章批評當時的總理瓦爾斯（Manuel Valls）與歐蘭德政府面對恐怖主義的危機時，只會一再強調更多監控、更多警軍介入，換言之即更多的「控制」與「暴力」。他們只會一再呼籲人民，雖然政府已做了「所有的應對措施」，恐怖攻擊仍無可避免地會持續發生在法國國土。

身為強調結構面的左派知識分子，路易主要的批判點當然是這些表面的應對措施。他質問瓦爾斯：如果政府已經做了所有的應對措施，而恐怖攻擊仍舊繼續發生的話，是否就代表這些應對措施走錯了方向？

針對不斷發生的恐攻事件，路易及拉加內里看到的正是布赫迪厄所說的文化／階級／暴力再生論，因此對於本土型基進化的恐怖分子，兩人認為重點應該放在根本上，改變社會對於外來移民的壓抑與制約，從教育、城鄉差距、監獄管理、警方暴力、不穩定（precariousness）及充滿恐同排外、種族歧視的社會氛圍等等基本面做起，才有可能鬆動象徵暴力與慣習。唯有讓這些長期被社會宰治的個體可以改變與翻身，才能進而改變整個階級、改變敵對。

▉感到被背叛的工人階層

雖然凡斯所描寫的美國工人階級，與路易筆下的法國工人階級簡直是毫無二致，然而凡斯與路易對於工人階級所面臨的難局，提出的分析與解套卻是大相徑庭。癥結在於，凡斯以美國右派共和黨員自居，而路易則是法國左派政黨的支持者。反對政府干預的右派人士如凡斯，不令人意外地，提出了在政策之外「個人責任」的重要性，此亦即《鄉巴佬的輓歌》中的重點。

而著重權力及制度結構分析的左派分子如路易，則是大大批判了歐蘭德政府及當權的左派政客「中產階級化」、「右派化」。（路易重點批評的對象包括已辭職參選總統的前首相瓦爾斯，及中間傾左的前經濟部長馬克宏。）

左派政客踏上政壇後，捨棄了既有的階級批判語言，擁抱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，並且因為強調「平等」的可能，在某種程度上泯滅或否定了階級意識，不再關注群體的壓抑與受控制。這使得原本世代為左派支持者的工人階級，逐漸感到被背叛，感到他們逐漸走下坡的生活，在國家層級的政治對話中，再也沒有人在意。

另一方面，右派政客反全球化、反移民的論調，恰巧為工人階級提供了解釋貧窮與失業的理由，於是工人階級逐漸認為，只有右派政客正視與闡述他們的需求與不滿，因而在一個世代之內，極速地棄左傾右。比方說路易自己的原生家庭，在近幾次的總統大選，都選擇投給極右派的國家陣線黨。

▉左派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

早先在2015年，路易與拉加內里即曾聯筆，在《世界報》發表〈知識及政治反擊宣言〉（洛杉磯書評的英文版），痛心指出，在這個右派當道的時代，只要有任何右派的基進發言，馬上就可以躍上重要媒體的版面，這導致了左派知識分子的沉默。

他們也認為，策略化的沉默，是反擊右派主導國家社會對話的方法之一，唯有不隨之起舞，才能停止右派言論繼續挾持左派立場。更進一步來說，唯有蔑視及嚴懲不當言論，才可能有效禁止其擴散。路易與拉加內里引用德國社會學家愛里亞思（Norbert Elias）的論點闡述，所謂「道德的文明」（The Civilization of Morals），並非指醜陋思想的消失，而是能夠抑止這些思想成型並散播。最後他們大聲疾呼，左派知識分子需要入世、需要干預，而不是躲在學術或文學的理論背後，「表態」就是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。

來自工人階級的路易，近幾年來透過文字，成為法國文壇與政治論壇強而有力的聲音。他是明確表態的左派知識分子，不用文學美化階級暴力的硬派作家，隨著法國大選將至，他的小說及在報章發表的文章，可帶領讀者審視法國當代政治社會。他的文字集合了文學厚度、以及社會觀察和政治分析所擦撞出來的火花。的確，讀他的作品並不令人「舒服」，但這滯礙難讀的力道，也是路易想呈現的一種文字暴力，他痛陳著：出世旁觀不再是個選項，你必須看、你必須聽，然後，你必須一戰。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