▉以食物打造交流的可能

當我們討論來自東南亞的女性新住民，你會想到什麼？故鄉貧窮、為錢結婚、受婆家欺壓？還是堅忍、善良、料理達人？

很久以來，南洋姊妹們就一直在你我身邊，但我們往往有種感覺，彷彿她們的身世、遭遇、甚至個性都是同一種樣子。「這是在媒體報導和政府政策影響下，變得穩定的一種社會歧視。」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梁組盈說。

加諸在新住民身上的枷鎖越多，她們被看見聽見的難度就越高，樣貌就越容易被主流資訊所代言。這些形象幾乎無可避免地納入過往的各種歧視與壓迫，甚至以正面陽光的方式，強化了對陌生族群的刻板印象。

這個議題太厚又太硬。想要破除歧視，你需要很軟很軟的契機。

十多年前，新北永和的社區大學開始招募新移民，鼓勵她們和外界溝通，同時理解移民政策。一年多前，南洋台灣姊妹會更協助她們站上社區大學的講台，對台灣學員授課，用台灣人廣為接受的南洋料理，帶出每個新移民女性背後的真實處境。

「我們希望打破同溫層，讓更多人看見東南亞新移民的樣子，讓大家對於她們不再只有單一而淺碟的想像。」梁組盈說。

社區大學學員有限，為加強交流，梁組盈提議在群募平台開立「餐桌上的家鄉」計畫，透過南洋料理的烹飪教學，讓一個個移民姊妹與更多人面對面聊食物、聊家鄉記憶。一個月內，她們達成目標。從社區大學再到群募平台，「餐桌上的家鄉」透過南洋食物，遇見了更多的人，甚至遇到編輯楊佩穎和執筆者胡頎，就此加上書名號，變成了《餐桌上的家鄉》。

▉當編輯遇上餐桌

「朋友們覺得很辣的南洋菜，我第一印象覺得酸。即使很多料理加了糖，被台灣人說甜，那酸味還是讓我不太碰。」編輯楊佩穎說。

不愛吃南洋菜，並未妨礙楊佩穎出版這本書的初心。

在接觸書中姊妹的故事之後，楊佩穎才發現很多女生在家鄉是從小被捧在掌心的大小姐——很少下廚，難得做體力活。她們過去有人是護理師，有人是幹練業務，有人是英文老師。「結果一下飛機，人家就都以為她們很會做菜，甚至很會種田。」

楊佩穎更好奇，明明當下台灣女生多半爭取性別平權，反抗女性得持家生子侍奉公婆的高壓重擔，為什麼整個社會卻同時把更不平等的重擔，壓在另一群南洋女生身上？

她明白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沒有機會和新住民聊天，也沒有機緣去查閱東南亞的現狀和歷史。會造成這種壓迫，便是因為目前的社會對她們有太多既定想像，卻鮮少讓她們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故事。

「多一點理解，就能多一點友善。我認為台灣社會需要有一本書去呈現這些姊妹各自的樣子。」楊佩穎說。

▉書寫，但不代言

在上海當交換學生時，胡頎曾聽過農民工樂團唱自己寫的歌，才領悟每個人其實都能夠，也都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。既然《餐桌上的家鄉》的主角是受訪的南洋姊妹們，胡頎和梁組盈便希望讓姊妹好好說自己的故事。

「無論怎麼樣，我還是作者，但我覺得自己比較像是傳聲者。」書中，胡頎鮮少使用形容詞，或從作者視角出發的描述，絕大部分都是當事人自己的話。「如果我把情緒放進去，都會讓故事更隔了一層，但我不希望有這樣的隔閡。我只想把我聽到的故事原原本本寫下來，讓讀者看見她們是怎麼理解，怎麼描述自己身上的事。」

撰稿與成書過程，作者與編輯不但在文字上盡量隱去沉重或憤怒，也因為體貼他人的人生，在編排校稿的過程中，大方地將姊妹會擔心的，可能影響當事人下半輩子的資訊一筆刪除。書中的每篇故事，呈現姊妹們的不同氣質，胡頎刻意捨棄對社會環境的控訴與批判，但機警的讀者會發現，背後極為沉重的命運負荷並未缺席。

▉每位姊妹背後都有一條歷史長河

「想要真正認識一個人，你得認識的，永遠不會只是眼前這個人。」胡頎說。

訪問過程中，胡頎發現來自不同地區的姊妹，對同一種料理或同一段歷史，有不同看法。東南亞經歷過複雜的政權變化，有些國家本身便由諸多區塊組成，像是南越和北越原本分屬不同的國家，而印尼有一百多個民族，東西橫幅比中國還要大。同一個事件或名詞，在不同姊妹的家鄉，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。

除了差異，許多東南亞國家也共享類似的歷史，例如曾被殖民，在二戰後歷經強權的影響，面臨從民族到國家的掙扎，走向民主所面臨的轉型陣痛。有些姊妹聊到鄰國時會有芥蒂，有些姊妹對歷史事件有不一樣的理解。

每次訪談後，胡頎就在書堆裡爬梳相關歷史，有些事甚至連姊妹自己都不知道。她把可能造成每個姊妹如今樣貌的宏觀背景，補述在敘事之中，讓讀者看見。「有很多歧視和不了解，就是因為人們不知道背後的環境脈絡。一旦知道了，就不會再像過去一樣對待別人。」

透過在大歷史上的相同，及個人命運上的差異，《餐桌上的家鄉》希望讓讀者看見每位南洋姊妹其實都是和你我一樣的人，因為不同的選擇，成為如今的樣貌。「......你必須知道每個選擇有多沉重，才能知道人有多輕，才能原諒自己和別人的選擇。你必須承認每個人的恐懼都是真實的，才能理解彼此背後的困惑。」

「弄清楚這些裂痕與記憶，才能成為共同的，真正的『我們』。」胡頎說。●